人們期待特別節目之「特別」，就是和平時不一樣、卻有難得驚喜的意思（沒有驚喜、只剩錯愕就是失敗的）。像歌手的演唱會，總會安排特殊的表演，以回報購票進場的歌迷（觀眾）。譬如蔡依林要挑戰奧運體操選手（？）、周杰倫要跟虛擬的鄧麗君合唱、五月天要唱5566的「神曲」〈我難過〉……都是亮點（但非常態。試想五月天從此變5566，不會有人開心吧）。
「沒有亮點的特別節目」令人感到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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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吉田修一的《路》，就有一種「沒有亮點的特別節目」的感覺。
吉田修一在台灣版《路》的前頁〈致台灣讀者〉寫下：「十幾年來，我深深為台灣街道與人們的魅力著迷，一直都想，有一天要以台灣為舞台來寫小說。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最高興的事了。」
「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句話讓我感到困惑。其一是，難道吉田修一不知道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興趣，長期以來就遠遠超出日本人對於台灣的興趣嗎？（雖然在311接受台灣大量捐款之後是有些變化）其二是，所以這本書「先行設定」了讀者是台灣讀者嗎？那麼，這當然是身為日本人作者的「特別節目」了。
非常明顯的就是書名《路》在日文採用「ルウ」的發音，也就是中文發音的ㄌㄨˋ，而不是日文漢字「路（ろ）」的發音。作者明白台灣人在看到漢字之後自然會用中文的讀音，但那個讀音對日本人來說是純然無義的。可是他用了《路（ルウ）》ㄌㄨˋ為書名，當然是給台灣讀者看的「特別節目」。
這個「特別節目」在台灣上市時做了頗大的宣傳，聯經出版對這本書有興趣除了吉田修一是人氣作家之外，應該也是因為跟「台灣」有關吧。總之新書發表會邀請了作家本人到台灣，也「熱鬧」了一番（以台灣書市的狀況算是盛大宣傳了）。
沒想到，讀起來讓我非常的失望。
雖然作者說「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最高興的事了。」但是全書充滿了有關台灣的「置入性行銷」，舉凡食物、街道、夜市、交通、還有（台灣人也常引以自傲？）的熱情，雖然也有台日雙方做事態度的不同、日人在台適應不良的狀況等等，但比重上就是「台灣」居多。
這種「台灣置入性」對台灣人來說有什麼意義呢？該不會是吉田寫錯了，他應該是要讓日本人「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台灣感到興趣」，而不是讓台灣人對日本感到興趣吧（包括解釋台灣人的暱稱就是稱「小」慧、「阿」慧之類的生活細瑣，點出鼎泰豐、也詳細解釋南部地燒烤店……這些台灣讀者需要嗎）。
可是，若設想著吉田修一「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最高興的事了」的意念讀來，好像能逐漸理解他的意圖。
《路》藉由台灣高鐵的興建為主幹，拉起台日雙方以及幾段感情故事的橋樑，小說每一章節都以《產經新聞》對於台灣高鐵採用日本新幹線系統的合作進度報導為開端。在敘述中，不難發現作者對於日本媒體以及政府（？）對台灣不夠友善的表現、觀看中國臉色而故意忽視台灣的態度，是感到「抱歉」的。
似乎懷抱著這樣的抱歉與善意，吉田修一建構數條交錯或並行的「台日感情事件」，從台日兩方歷史時空走來，有錯過、有遺憾、有和解，也有終老。
這樣的安排對於一般小說家來說也許是不錯的作品，但對於吉田修一這種「層級」的作家來說，「檔次」實在太低了。
老一輩曜子、勝一郎、中野（呂宗耀）之間，那個有關終戰與自責的感情，不是《海角七號》已經用過的梗？只是送行與被送者角色互換而已。
─（曜子）一再回頭，依依不捨地低聲說：「赳夫（台灣人）明明說過會來送行的。」（《路》p.100）
─海岸受到國民黨軍隊嚴密的戒備，台灣人在整片欄杆之後朝他們揮手，甲板上每個人都哭喊著告別。告別台灣，告別昨日之前的鄰人。（《路》p.101）
作為主線的年輕一輩春香（日）和人豪（台），在台灣相遇，彼此繫心，卻陰錯陽差地失去聯絡九年，還因此互到對方的國家工作、生根。身分交錯、互換、泯滅界線的隱喻非常明顯（並用了神戶大地震和台灣921大地震作為雙方相互的牽繫，自然也是預示了311東日本大地震時的台日民間情誼）。因為太明顯了，反而沒有餘韻（所以說對於吉田修一這種「層級」的作家來說，這樣情節設計的「檔次」實在太低了）。
─「如果不是遇見你，我現在也不會為台灣新幹線工作。」
「如果沒有遇見妳，我現在也不會在東京工作」（《路》p.316）
（以上相同的對話在書中不只出現三次！）
還有一條支線是從日本來台北進行高鐵工作的安西先生和林森北路酒店小姐的互動。
在日本家庭找不到慰藉的中年日本男人、在台灣適應不良、背負工作壓力又找不到出口的安西先生，在日本人慣常捧場的林森北路Club中遇見了台灣陪酒小姐Yuki。雖是酒店小姐，但Yuki被塑造成純潔無瑕、溫婉和順、不計較、善體人意的形象，後來因故離開酒店。
但台灣酒店小姐和日本尋歡歐吉桑的真情就此展開，安西先生即將滅頂的人生終於在Yuki身上得到了救贖。語言不通不要緊、背景不同也不要緊，總有一種超越語言與國界的心靈相依。安西先生自此得到了在日本生活所沒有的療癒。
─和Yuki一起住在這裡的生活令他深為滿足。他知道，本來應該是要和留在日本的妻子辦好離婚，再展開這樣的生活才對。但是……（《路》p.261）
─Yuki：「慢慢來，慢慢來，沒關係。我，等。我，有點懂，安西太太的心情。」（《路》p.262）
─Yuki身上完全看不出等待的樣子。當然，從兩人目前的關係來看，他有太多事可以逼安西，但是不要說逼了，她連在等的樣子都沒有。（《路》p.263）
不逼婚是溫柔、不強求是美德，就算男人要靠她養也默默承擔。隱喻著日台關係中，台灣人總是這樣溫柔的包容著日本人，讓人慚愧又感動。
（不得不說，這種過時的、俗濫的橋段出自吉田之手，實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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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明白了作者所要傳達的「善意」，《路》讀到最後，已經不是「特別節目」有沒有亮點的問題，而是令人生厭。是的，令人（我）生厭的善意。
我想說，帶有歉意（虧欠）的善意並不是真正的善意（雖然當事人或許是不自覺的）。這種感覺似乎很難好好說清楚，但卻又非說清楚不行。因為日本長期以來在教育上忽略（不願正視）侵略、殖民歷史，所以很多年輕人其實連台灣曾經被日本殖民過都不知道，但「老一輩」的人是知道的。
我們對於日本極右派、似乎仍懷抱軍國主義思維的日本人（政府）在中日台之間的勢力伸張，以及有關台灣的論述，通常有戒心而不能接受。對於願意承認侵略歷史並對殖民統治懷抱歉意的日本人通常視為「有良心」而覺得感動。
剛開始我也是如此，但逐漸的，便感到那些所謂「極右派」思維的人因為態度很明確，倒好「處理」；反而是對於那些對台灣懷抱歉意與愛的日本人心情，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不正常」。
「日本人之於台灣人對日本的喜歡，有兩種反應，一種是沾沾自喜，一種是不好意思。我就是後者。」在東京的大學擔任客座的期間，日本人作家S這麼告訴我。台灣人因為歷史（政治）處境的關係，對於被他國「喜歡」、「看見」非常敏感，甚至容易感動。但S所說的這兩種，怎麼看都不正常。
這些對於殖民歷史清楚的、善意的日本文化界人士，有的懷抱對中國的歉意，有的懷抱對台灣殖民的虧欠。因為虧欠，所以要「補償」。於是出現「台灣是我們同父異母的姊妹啊」「我對於日本過去的殖民統治感到內疚，希望被饒恕」這樣的「善意」的話。而《路》也藉由女主角春香吐露對台灣的「心意」：
─「和台灣人對於日本人的感情相比，日本人想了解台灣（台灣與中國的事務）的意願，只能說實在太輕忽簡慢了。正因如此，春香很希望將來有一天，日本人能夠了解到台灣人對日本的情誼。」（《路》p.384）
（可見吉田修一是非常清楚台灣人對於日本的興趣，長期以來是遠遠超出日本人對於台灣的興趣。）
但這個心意的前提是什麼呢？全部都是回歸到殖民歷史的虧欠上：也就是說台灣人雖然被日本殖民，但「既往不咎」，對日本的感情很深，比起日本回報台灣的真是少之又少，所以日本人應該慚愧才是。（不得不說台灣人真的很吃一套啊，覺得這真是有良心的日本人。）
但，就拿兩性的感情作比方吧，懷著虧欠（補償）的心意來愛你的男人（女人），是真正的、對等的愛嗎？我也終於瞭解《海角七號》為何強烈打動某些日本人的心，因為《海角七號》就是把日本人對台灣的遺憾擴張到了極點。
儘管如此，也許有人認為，以「生厭」回報別人的善意也太無情了。不是這樣的，站在朋友或者旅行者的立場，我是很高興接受這樣的善意的，畢竟得到善意總比得到惡意好。但對於吉田修一這樣的作者，因為懷有高度期望，所以感到非常的失望。
《路》的三段情感看起來是不同世代和階層，但對於「台：溫柔、熱情」、「日：虧欠、被救贖」的本質設定並沒有不同。而安西和Yuki那段，特別像是「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翻版。
再說勝一郎因為看了《悲情城市》，再度勾起內心對當時的台灣好朋友說「你是二等國民」的愧疚（《路》p.157、p.162），終於鼓起勇氣回到台灣，與中野（呂耀宗）懺悔、和解，並認清台灣是他內心的「鄉」，而決定在台灣終老（死），似乎連結了台、日皆是同鄉非他鄉的情感意義。
但其實在二次大戰終戰之後，不僅是台灣，從殖民區或佔領區被遣送歸國的日本人，在回到日本之後，都經歷了被社會孤立「排擠」的過程，這些在台灣、韓國、滿州國「落地生根」的日本人，不僅自己無法適應母國，對於日本母國的人來說也覺得是「異類」，他們對於「故鄉」充滿迷惘，在日本歷史文化研究的課題中可以看到。
只能說《路》中所設定的台日之間的愛與報償非常「舊式」，就如文中所說「對日本的某一個世代而言，台灣是特別的。那種程度我們這一代是無法想像的。」（《路》p.330），但現在已經不是「殖民世代」了，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感情或喜歡，不能再用「曾經被殖民過」的感情去解讀了，也稱不上寬容與原諒。新世代或因動漫文化的狂熱、對偶像團體的喜歡、小資女日式生活的嚮往、前端設計與文化內涵的吸引……因而喜歡日本，跟殖民情感根本無關，不需要拿殖民者的「拋棄虧欠」來還。
我2010年參與日本大學的課堂時，有極高比例的日本大學生對台灣毫無所知，大約只知台灣是南洋小島，還問出「台灣人也有手機嗎」這種問題，與台灣年輕人對於日本的狂熱（無論哪一部分）不成比例。但2011年311地震之後，因為台灣捐了驚人的救助金額，或使日本年輕人開始對台灣產生關注。感謝的、旅行的、做節目的，甚至運動競賽加油的……都關注了台灣。
可以說，311的災難與311的捐款，展開日本新世代認識台灣的契機，這是和殖民世代完全不同的關係。而《路》卻完全陷溺在舊式的台日之愛與救贖（自以為）中，漠視了這些。
我只想說，台灣至今根本不是、也不想站在「被母親拋棄」的位置，我們不需要「母國」，不論是中國或是日本。這種「對不起啊我們遺棄你們」的殖民「母權」的虧欠一點都不需要。
今日的台灣就是要跟日本站在「平等」的新關係，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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