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體，還是主體

在網路通達的時代，人在國外還是能即時看到金馬獎。2015年我在東京，對典禮的熱情其實不大，真正關注的只有「希望《灣生回家》紀錄片不要得獎」，這種不符合當時台灣主流（媒體）民意的想法，從《灣生回家》這本書開始被炒熱之後就開始了。

「灣生」話題被炒熱，當然是因為田中實加的書，從設立FB粉絲頁、出書到紀錄片，到日本爺爺奶奶回「家」，一系列來自情感的激發與聯繫，無疑是非常成功的。近來因為台灣文壇很多人在寫回憶（錄）散文，在「發言權」的掌控下，引發了「只有你的記憶才是記憶嗎」的討論。的確，誰能說誰的記憶是絕對真實的，或是「不真實」呢？

記憶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主觀的，人的記憶經過人生變化、經過加深或沖淡，哪些美化哪些不願記得，每個人都不一樣，而記憶中留下的感情卻是真的，沒有人可以質疑。所以我對於《灣生回家》的日本爺爺奶奶沒有意見，那些留在生命裡的創痛與遺憾，都是他們生命情感的真實，進入他／她們的內心與之感傷感動也是觀影者的自然。

但感動是感動、歷史是歷史，眼淚不是答案。

《灣生回家》有意無意連結出的許多看似集體但其實混亂的論述，是作為一部紀錄片，或者紀錄片觀看者（我）所無法忽視的。說看似集體，是因為《灣生回家》引發了台灣社會（特別是年輕族群）對於灣生的注意與認識，補充了對於台灣日殖時期「日本住民」的瞭解，並且去建構當時「中國抗日」與「台灣－日本國」的平行關係，在感性的眼淚中，「灣生」跟「日本殖民下的台灣人」，彷彿有了同是「台灣庶民」的集體經驗。

但這樣的集體論述其實是混亂的。

田中實加父親是台灣人，她不是灣生，父親也不是（父親是台灣人，但自言祖母是灣生，後來被揭發是謊言[1]）。她當然有中文名字，可是她選擇以「灣生的孫女」，以名為「田中實加」、具日本血源的身分做為紀錄片觀看者，也就意味著她採用「日本人主體」的觀點。

掌握紀錄片的觀看主體自然是必要的，這個主體包括記憶者的主述觀點與語言。

《灣生回家》以灣生爺爺奶奶的視角為主體，片中出現的台灣人，也是跟這些灣生「有關係」的台灣人，並且是以日語為主述的台灣人（做過訪談實錄就知道，同一批人同一段記憶，用日語訪談跟用台語訪問，往往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也就是說，語言是主體的切換鈕，面對日語的訪談和台語的訪談彷彿身分切換，可以用日語述說著跟日本人的情誼，以台語控訴著殖民政權的可惡）。

相對於殖民政權的掌權者，灣生也許是「台灣的日本庶民」，但相對於當時的台灣人來說，灣生並不等同「台灣人庶民」。灣生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就不會是一般的「台灣庶民」，紀錄片作者應該知道這一點。灣生遍布全台灣，而《灣生回家》以花蓮灣生為主體，在地域與身分上都較為特殊，並不代表多數灣生，紀錄片作者也應該知道，但是片中並沒有（或不想）呈現這一點。

戰後回到日本的灣生，因為身分被歧視，所以很多灣生並不願意回顧台灣經驗，也拒絕談論（或視為恥辱）。他們在日本重新建立「正常」生活，提到灣生身分，彷彿失憶一樣。有時只是笑笑說「唉唷那是小時候的事早就不記得了」，「台灣很陌生呀，有機會再去觀光。」說感情？相隔七十年，台日就算斷交，但並不是冷戰，台日之間的往來並不困難，很多灣生和台灣不是沒有聯絡的。

為什麼《灣生回家》的灣生會特別對台灣念念不忘？他們和其他回到日本的灣生有何不同？為何轉而認同台灣是「家」（很多回到日本的灣生就是認同日本了，他們在台灣也是日本人）。這是紀錄片應該關注、或真實呈現的吧，這不僅無損於灣生爺爺奶奶的人生價值，反而能更為深刻，而不只是販賣表面的感情，再過度到台灣觀影者身上。

以《灣生回家》來論述所有的「灣生」是不妥的。許多「灣生」與當時台灣社會根本不會／不可能往來，當然也只會說日語，所謂的「朋友」、小時候的玩伴，就是家僕、小孩，都是使用日語的，階級有別。這些灣生要一直到戰後才意識到自己其實是站在霸權的位置。

另一位灣生鈴木怜子在《南風如歌》[2]的敘述中就提到：「父親所崇拜的天皇之國，終於在1945年8月宣告戰敗。／有一天在我家圍牆外，一位騎著水牛的男孩，對著蔚藍的天空，鏗鏘有力地高唱著軍歌《荒鷲之歌》。／通常這位瘦巴巴的臺灣男孩總是光著腳丫，牽著水牛，踢著地上的小石子，路過我家。誰也沒料到他會如此放聲高歌，使雙親和我都大吃一驚，可見日本的戰敗讓男孩找回自己的聲音。」我們必須知道灣生和台灣庶民是不同的世界，而大部分的灣生是看不到那個世界的。

《灣生回家》呈現了（部分）灣生對台灣的感情，台灣伸出溫情的手臂擁抱這些暮年的老人，但灣生所懷念的那個美好台灣、美好的「家」，是日本的台灣，並不是我們願意回去的台灣，更不是現在的台灣（灣生可混淆但我們不行）。而那個回憶的「美好」也可能是建立在回歸挫敗的日本生活上。

這是「日本人」拍的紀錄片（灣生也是日本人，語言主體也是日語），如果得獎了，也是日本人的紀錄片，如同得獎紀錄片《大同》是中國大同市的紀錄片一樣。但是關於《灣生回家》的集體論述卻混亂了這個分野，如果提出質疑，似乎就會被歸於「非台派」。這個後遺症，在《灣生回家》沒得獎之後猛烈的爆發，實在可怕。（光以日本爺爺奶奶對台灣的感情就覺得應該給予回報，而否定了《大同》得獎的肯定。這是什麼奇怪的「民族主義」？）

我無法支持《灣生回家》，因為紀錄片選擇了一個容易討好的感情（眼淚）路線，不能說它不真實（最真實就是灣生爺爺奶奶的感情），但它不夠真實─不管有意無意的都掩蔽、或誤導了對於灣生議題的認識。

可以想想，如果以台灣（人與語言）的主體來拍攝「灣生」紀錄片，所呈現的內在會一樣嗎？我們給灣生的歷史圖像、感情的接收與表達必定不同。

「台日友好」如果被當作「中國對台灣霸凌」的對面，在台灣社會是普遍有好感的。但台日雙方對於「台日友好」的心理狀態相同嗎？

接觸日本的台灣殖民研究多了，就會發現許多研究（採訪）者有一個盲點（愈年輕的愈是），就是他們不會台語。而經歷殖民時期的台灣老人，多半不會現在台灣的國語，只會台語跟日語（台語自然是主流）。戰後至今仍能以流利日語對談的，多半有獨特的背景（工作或家世），所以能不透過翻譯就跟日本人用日語對答的老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被「篩選」過了。

思考一下，如果訪談和研究只接觸這些台灣老人，應該知道會出現什麼問題。

對於日本人來說，能直接用日語訪談（訪問）真好！真是親近啊。但殊不知那就是盲點。

我們不能隨這個盲點起舞。

我不能同意日本朋友以「同父異母」來形容日台的友好關係，因為台灣是台灣，日本是日本。我們是國與國的友好，「同父異母」的概念是殖民意識的延伸。同樣的，在日本參加會議時，台日研究者以「荷蘭、西班牙統治時期（1624-1662）／鄭氏政權時期（1662-1683）／清朝統治時期（1683-1895）／日本統治時期（1895-1945）／戰後（1945-至今）」劃分台灣歷史斷代，我也對最後那個標記覺得感冒。試問，「戰後（1945-至今）」是什麼意思？就算對於戰後台灣的歸屬有意見，但這七十年來台灣是「無政府」狀態嗎？對於實質存在的政權故意視而不見，讓台灣身分不明，研究者不是沒有責任的。

「台日友好」很好。但並非基於殖民時代，那對於台灣並不是溫情，而是不自覺的階級意識。（「不自覺」雖非惡意，但不能因為擔心破壞台日友好而不去正視。）

台日不是同父異母，我們和灣生也不是同父異母。台灣不需要任何外來的「父權」，包括灣生懷念的那個時代。（所以，灣生能夠回「家」嗎？……）

 ＊【後記】2017

除了《灣生回家》，另一部台灣導演黃胤毓在2016年拍攝的《海的彼端》，雖然記錄的對象不同，但同樣關注了日本殖民時期之後台日雙方遺留的「返鄉」議題。我認為兩部片子有相互關照的研究意義（將於日後論述）。

有一個重要的關鍵是，《灣生回家》跟《海的彼端》中所記憶的臺灣是同一個時空下的臺灣，也同樣的不等同今日的臺灣。在《灣生》紀錄片的論述中，將灣生視為「同鄉人」，雖然情感動人但其實是不夠「誠懇」的（此鄉已非彼鄉），這不僅對於真正瞭解灣生所認定的「故鄉」並沒有幫助，也充滿歷史的缺陷。

因為我們要知道，灣生是日本人，所處的社會境遇與內心的失落，是日本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無法是台灣。同樣的，選擇留在日本的八重山臺灣人，不管第二代、第三代，那種在日本社會「邊緣化」、產生「失根」的心理狀態，仍然是日本社會面對自己的國民必須正視的問題，不可能是台灣，台灣也無法是「彼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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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灣生回家》一書作者陳宣儒身分造假事件，成為《灣生回家》紀錄片的重大瑕疵（新聞資料連結如下：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068325）

[2] 《南風如歌：一位日本阿嬤的臺灣鄉愁》／鈴木怜子。邱慎（蔚藍文化出版。2014.9）